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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从郑州到兰考，几十公里的路上，老农拄着拐杖，妇女抱着孩子，年轻人穿着工作服，整整十万人，自发跪在路边，一边哭一边望着一辆灵车慢慢开过去。

　　没有横幅指挥，没有统一口号，很多人连去世的是谁的全名都说不完整，只知道是那个当年骑破自行车、给人免费看病、坐了十几年牢的老县长。

　　消息传到兰考的那一刻，整个兰考都哭了——地里干活的农民，扔下锄头就往公路跑；街上开店的商贩，关掉铺子锁上门；就连行动不便的老人，都让儿女背着、扶着，赶去送他最后一程。

　　这句话，从这个村传到那个村，从集市传到田间，短短几个小时，郑州到兰考的公路两旁，就站满了人，密密麻麻，排成了几公里长的“人墙”，看不到头。

　　那天的场景，至今想起来都让人动容。灵车缓缓驶来，路边的百姓“扑通”一声就跪下了，有的磕着头，有的哭着喊“张县长”，眼泪混着泥土往下流。

　　不是堵车，是百姓们舍不得让他走，灵车每开一米，就被百姓拦住，大家拉着灵车的衣角，一遍遍说着心里话，只想让他多待一会儿，再多待一会儿。

　　送完灵，百姓们还是放不下他。等张钦礼的墓修好，大家没有等着官方立碑，而是自己动手，家家户户找材料、刻石碑。

　　有钱的，买水泥、买石板，刻得工工整整；没钱的，就找块普通石头、旧木板，一笔一划刻上字，哪怕刻得歪歪扭扭，也藏着最真心的念想。

　　有人刻“清官张钦礼，百姓记心间”，有人刻“好干部张公，永不忘”，还有人直接刻上自己的名字，写上“不能忘”三个字。

　　就这么几个月时间，张钦礼的墓前，就立起了一百多块碑，高低不一、新旧不同，却每一块都沉甸甸的——这是百姓给一个干部，最高的荣耀，最真的认可。

　　可能有人会问，一个被判13年刑的人，凭什么让十万百姓如此记挂？凭什么让百姓心甘情愿给他立碑、送他？

　　那时候条件苦，没有汽车，没有公车，他就天天骑一辆旧自行车下乡，不管刮风下雨、寒冬酷暑，从来没间断过。

　　哪个村有困难户，哪块地是盐碱地，哪条路坑坑洼洼，哪口井的水最甜，他都记得一清二楚，比记自己家的事还清楚。

　　他的自行车，骑坏了就修，修得没法修了就换，到最后，院子里堆满了旧自行车，全是下乡骑坏的。

　　他却笑着摆手：“不用，能骑就行，省点钱，还能多帮百姓办点实事。”在他眼里，自己的体面不重要，老百姓的日子好过，才最重要。

　　后来张钦礼升职了，1968年，他当上开封地区革委会副主任，组织上给他配了一辆吉普车。这在当时，是多大的荣耀，多少干部羡慕不已，可他坐了没几天，就浑身不自在。

　　他看着兰考还有很多生产队吃不饱、穿不暖，老百姓连农具、种子都买不起，自己却坐着吉普车下乡，隔着一层玻璃，和百姓疏远了，心里实在不安。

　　思来想去，他干脆把吉普车卖了，卖了8000块钱，一分没留，全部分给了四十多个最困难的生产队，让他们买农具、买种子，好好种地。

　　他还是老样子，没多久就把车卖了，卖了3万块钱，再加上自己攒的所有积蓄，全部交给基层，用来帮百姓修水利、建农田，改善生活。

　　当年，两人一起在兰考工作，看着兰考的风沙肆虐，百姓种的庄稼被沙子埋住，颗粒无收，两人一起制定了“种树治沙”的计划，发誓要把兰考的沙窝子，变成良田。

　　1964年，焦裕禄病逝，临终前，他紧紧拉着张钦礼的手，再三嘱托：“钦礼，治沙的事，你一定要坚持下去，不能半途而废，一定要让兰考的百姓，能吃饱饭。”

　　张钦礼强忍悲痛，含泪点头：“焦书记，你放心，剩下的活，我来扛，绝不辜负你！”

　　从1968年到1975年，他天天带着百姓挖沟、栽树，四处奔波索要树苗，不管多远，只要有合适的树苗，他就亲自去拉，有时候忙到深夜，连一口热饭都吃不上。

　　他累得实在扛不住了，就坐在开会的椅子上睡着了，醒来后，喝一口凉水，又继续安排工作。

　　就这么日复一日、年复一年，七年时间，兰考种出了19万亩防风林，改造了26万亩盐碱地，风沙小了，百姓种的庄稼，终于能有好收成，再也不用挨饿了。

　　除了治沙，张钦礼还自学了中医，平时下乡，随身都带着一个药箱，遇到百姓生病，他就免费看病、开药方，分文不取。

　　有时候百姓没钱买药，他就自己掏钱帮百姓买，时间长了，他贴在药上的钱，比自己每个月的工资还要多。

　　张钦礼听说后，骑着自行车，赶了几十里路，亲自上门给老人诊断、开药方，还每天过去给老人熬药、喂药，直到老人慢慢好转。

　　可谁能想到，就是这样一个一心为民、两袖清风的好干部，到头来，却遭遇了天大的不公！

　　1979年12月24日，张钦礼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，至于具体的罪名，因为当时的特殊环境，公开的细节很少，只知道和他早年的工作活动有关。

　　那时候，张钦礼已经六十多岁了，头发花白，身体也大不如前，却还是被送进了监狱。

　　换做别人，可能早就抱怨、消沉了，可他没有，在监狱里，他依然不改初心，主动帮忙整理档案，看到有病人，就凭着自己学的中医，给病人提建议、缓解病情，还主动协助狱警工作，表现一直很好。

　　有人看他年纪大、身体差，实在不忍心，就提出安排他去疗养院休养，不用继续服刑，可他一口拒绝了。

　　出狱那天，他已经七十多岁了，头发全白，背也驼了，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，家人来接他的时候，盯着他看了好久，才敢认，一见面，就抱着他哭了。

　　很多人以为，经历了这么多，他会找个安静的地方，安享晚年，远离兰考的是非。

　　可他没有，他执意要回兰考的旧居，他说：“我是兰考人，我的根在兰考，我离不开这片土地，更离不开这里的老百姓。”

　　出狱后，他手里只有微薄的退休金，可他还是没闲着。他用退休金，帮村里修了路，让百姓们出行不再走坑坑洼洼的土路；他还托人四处打听，资助那些没钱上学的贫困孩子，让他们能走进校园，好好读书。

　　他总是笑着说：“我没干坏事，不介意过往的经历，只要百姓能过上好日子，我就知足了。”

　　可他的家人，这些年一直没放弃，四处奔走，只为给他，可到最后，也没能拿到正式的文件。

　　直到2004年，张钦礼病逝，那13年刑期的记录，还安安静静躺在他的档案里，他到死，都没能等到一句“你是清白的”。

　　张钦礼这一辈子，没享过一天福，当了一辈子干部，却过着比老百姓还简朴的生活；他被冤入狱13年，至死未，却从来没抱怨过，心里始终装着百姓。

　　公道自在人心，有没有官方的，不重要；有没有华丽的表彰，也不重要。百姓记着他，他就永远活着，永远被人铭记。

　　一面是兰考人民真心拥戴的好县长，一面是被人民法院处以重刑的罪犯，这中间是怎么实现过渡的？有着什么不可以“外人道”的情节？

　　那年代，那帮坏透了的人，残害了多少忠烈，现在都应该把那帮人挖出来，挫骨扬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