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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电报上写着：贪污挪用公款约200亿元（旧币），日常生活铺张浪费，任意挥霍。

　　中央在那时候发起了增产节约运动，搞机关生产，就是为了弥补国家财政的不足。

　　1950年，河北省发起以工代赈治河工程，既解决水患问题，又给受灾群众口粮救济，是个一举两得的办法。

　　可刘青山和张子善看到的，不是灾民的口粮和河堤的安全，而是账本上可以挪用的数字。

　　张子善亲自指挥，把价格提得比市价还高，在本来就穷得叮当响的民工身上又剐一层油。

　　买回来之后还不能直接包，得把一整根韭菜洗得干干净净，不下刀就整个包进饺子里，外面露一小截韭菜白，煮熟了再顺着韭菜白把这根菜给抽出来。

　　这还不算完，炊事员还得变着花样琢磨别的刁钻吃法，肉要当天宰杀的，韭菜要清晨新割的。

　　当时天津的街道上还有战争留下的残垣断壁，老百姓出门基本靠两条腿走路，要是有辆旧自行车就算殷实人家了。

　　他身上穿着灰色中山装，熨烫得一道褶都没留下，皮鞋擦得能照见人影，手腕上还露出一块瑞士表。

　　妻子范勇也收拾得干净利落，两个孩子穿着当时一般家庭根本穿不起的衣服，白嫩的，根本不像苦出身的人。

　　谁能想到，这个在镜头前兴高采烈的男人，几年前还藏在敌后的书店里，白天卖书，夜里联络情报，日伪当局以1500块大洋悬赏他的人头。

　　全国人民都在勤俭节约，他这个过来人反倒先忘了以前的苦，躺在功劳簿上撒着欢儿糟蹋。

　　1932年高蠡暴动失败后，游击队里的19个被押到县南关操场上，当着全城老百姓的面，用五把铡刀一个接一个地铡。

　　铡到最后一个人时，围观的敌人发现对方只有16岁，还以为抓错了，一脚踢出去，把那孩子放了。

　　他后来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：“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，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？”

　　进城后，物质诱惑来了，商人送钱的来了，人情往来的关系网来了，一些人就顶不住了。

　　张子善也是苦出身，河北深县人，家里穷，父亲走得早，全靠两个哥哥卖苦力供他念书。

　　进去之后被严刑拷打，坐老虎凳，灌辣椒水，但张子善始终没招供，硬是扛了下来。

　　翻了账本才知道，他们把公家当成了自己的金库：航空机场建设款可以挪，救灾粮可以卖，干部家属的救济粮可以截留，修河工发的工资可以克扣，甚至连银行存款都可以骗出来。

　　刘青山和张子善一合计，直接把钱给吞了，放到自己的机关生产里买电线厂设备。

　　他们还开了一张天津军区司令部的执照，派人冒充军官，跑到东北盗运了4000立方米国家严格管控的木材，再倒出去卖钱。

　　1951年11月21日，河北省第三次党代会在保定召开，李克才在讨论的时候第一个站起来揭发。

　　省委当机立断，成立了一个“刘青山、张子善大贪污案调查处理委员会”，省政府主席杨秀峰亲任主任，省人民检察署检察长孙光瑞当办案组组长。

　　刘青山就没这么巧赶上了，他正在苏联当什么“中国青年友好代表团”的成员，还去奥地利维也纳参加了世界青年和平友好联欢会。

　　这招管用了，瘾一过，神志清醒了，刘青山最先松了口：“有两个本子，（你们）看了就知道了。”

　　统计数字出来之后，连办案人员都倒吸一口凉气：从1950年到被捕前，刘青山和张子善总共贪污盗窃、非法骗取挪用的公款，加起来是171亿6272万元旧币。

　　要说好衡量的话，看看买飞机的账：当时豫剧大师常香玉为了给前线战斗机，把多年的积蓄全拿出来，卖掉了香玉剧社唯一一辆卡车，还卖了自己的房子，带着59名演员一路演出180多场，吃大锅饭睡地铺，才硬凑出15.27亿元旧币。

　　治河民工的粮油，他们提高价格往外卖，还以坏粮当好粮卖，导致民工致病致残甚至死亡。

　　刘青山当年被敌人铡刀差点铡掉脑袋，张子善在监狱里被严刑拷打不招供，该耍的英勇他们都耍过了，该付出的也付出过。

　　结果揭晓的时候，大家的意见很集中：对刘青山同意判处死刑的是535人，对张子善同意判处死刑的是536人。

　　听完之后的回答，后来被写进了历史：“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、功劳大、影响大，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。只有处决他们，才有可能拯救20个、200个、2000个、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。”

　　要治的是新中国刚进城的这帮干部的心态：你打了天下就能坐天下、就能随便花天酒地？

　　公判大会的前一天晚上，也就是2月9日，孙光瑞去传达决定时，告诉他“判处死刑，立即执行”，刘青山说的最后几句话很明白：“枪毙我吧，可以教育更多干部。”

　　后来孙光瑞告诉他们，不打脑袋打后心，棺木由公家买，亲属不按反革命家属对待，孩子国家养大。

　　两个月之后，新中国第一部反贪污条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》正式公布施行。

　　孩子们跟着母亲范勇回到河北安国县南章村的老家，从干部子弟变成了贪官的后代。

　　1952年全中国职工月平均工资是37元，15块钱对一个孩子来说，不算少。

　　刘铁骑上高中之后，生活费涨到了20元；他的两个弟弟各15元，这个补助一直发到他大学毕业从没断过。

　　范勇开了一次会，情绪上来了，说了一些话，后来被打成了，送去农村改造。

　　“贪污死刑犯之子”这个烙印，从1952年2月10日开始就一直刻在他身上。

　　改了志愿，填了北京石油学院，即便这样，招生办的老师看到他的材料还是惊出了一身冷汗。

　　二儿子刘铁甲跑到东北谋生，手脚冻伤，熬了几年才在1976年考上石油管道工人。

　　他不知道的是，他的那一声枪响和另外一个人的一声枪响，在整个新中国官场上炸开了锅，在老百姓的心里立起了一根标杆。

　　这种说法当然带有民间传说的夸张色彩，但反映了一种事实：从此往后，凡是在新中国的官场上拿钱伸手的人，都会想起那天保定城外那两声枪响。

　　谁敢说“革命胜利了，老子该享受享受了”，就得先掂量一下这两声枪响的分量。

　　那张1951年的全家福，那个端坐在镜头前满面春风的刘青山，就像一面镜子摆在那里。

　　告诉后来者，一个人可以白手起家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打出一片江山，也可以在一两年之内把这些辛辛苦苦攒下的东西挥霍精光、断送干净。

　　保定体育场后来翻修过很多遍，东关大校场后来也变成保定军校广场了，里面照样有年轻人跑步锻炼、老头老太太打太极。

　　当年那两声枪响的记忆好像被刷上了新涂料一样，冲淡在岁月的喧嚣里，但刘青山这三个字依然扎在党史的那一页上。

　　新中国反腐第一枪响过之后，以后很多年被执行枪决的那些贪官，追根溯源，都能在这条线月“三反”运动结束的时候，全国共查处贪污分子38402人，其中42人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。

　　翻开的时候能看出来，那些罪证上的每一个数字，对得上账本的每一笔批条，都有办案人员日日夜夜核对的痕迹。

　　刘青山的三个儿子，日子细水长流，成家的成家，过日子的过日子，但他们从来不敢忘记，父亲身上发生的那一切到底是为什么。

　　体育场上和校场边的人们迎着寒风看完了公审，刘青山和张子善应声倒地之后，现场寂静了很久。

　　报纸被全中国的干部们传阅，听说有很多县市的干部在读到那段“只有处决他们，才可能挽救20个、200个、2000个、20000个干部”的原话时，全身冒冷汗。

　　照片里的刘青山，二郎腿翘着，中山装挺得很直，笑容灿烂，不知道自己的命只剩不到一年了。

　　照相馆里的灯光打过他的脸，亮堂堂的，和行刑那天保定体育场阴冷的光线形成鲜明对比。